1988年，她曾经是国企改制后被推向社会的下岗工人，经历过思想上的“急转弯”，20斤黄豆和几十元钱的年关让她和她的家庭在生活上回到了“解放前”。贩菜、倒酒过程中经历的世态炎凉让她暗暗发誓：“天底下最让人瞧不起的不是什么面子，而是穷！不管怎么样，掉几斤肉，脱几层皮，也要混出个人样！”
    20年后，历经坎坷的她和家人在香江光彩大市场拥有205平方的大门店，大门店的老板是杨华英，大门店上的金字招牌格外醒目：“华英副食门市部”。
    “老街坊、老同事、老熟人都夸我下岗不失志，经商有作为。其实，他们哪里知道经商20年来我所经历的酸甜苦辣，更难以想象，当初我所经历的痛苦与挣扎。”
    刚下岗那阵子，杨华英思想上怎么也扭不过来弯。端了多年的“铁饭碗”，怎么一下子就成了“纸饭碗”？丢了工作，杨华英一时失去了生活下去的信心和勇气。“回到家，脑子里一片空白，一连四五天，吃不下，睡不香，两眼望着屋顶发呆，好像一个木头人。”丈夫任进礼和家人见她这样，都来开导她，“华英，坚强点，年纪轻轻，有力气，有双手，没有过不去的事。”
    听了别人的劝告，杨华英也觉得有道理。可丢了工作，一家4口人全靠丈夫可怜巴巴的工资维持生活，大人孩子连件像样的衣服都买不起。春节到了，家里买挂鞭炮的钱都掏不出。丈夫跑到老家济宁农村拿来20斤黄豆和几十元钱，好歹过了年关。“后来，日子越来越紧巴，我再也坐不住了，开始琢磨着干点事情，为这贫穷的家增加点收入。”考虑到自己既没有文化，有没有什么手艺，和丈夫一商量，杨华英决定搞点小本经营，先贩卖点蔬菜试试看。
    说干就干。杨华英像很多刚开始做生意的人一样，到离家很远、没有熟人的地方去练摊，当起了菜贩子。由于缺少经验，一天忙到晚也挣不到几毛钱。卖菜行不通，干点什么呢？这时，杨华英想起了卖酒的生意。“我从小就住在聊城酒厂附近，发现酒厂门口每天都有很多排队买散酒的人，尤其是上午11点半到下午2点，农村来买酒的人要等好长时间。要是自己从酒厂内部按每斤5毛8的批发价买出来，然后再按每斤6毛2的价格卖出去，既节省了买酒人的时间，还能有一点收入，比卖菜强多了。”
    尽管每天早出晚归，风吹日晒，又苦又累，但杨华英心里很充实，下岗时的种种苦闷和烦恼早已烟消云散。“1992年，我积极响应政府的号召，第一个报名并带头搬进了当时冷冷清清的龙山商场，开始了我创业过程中的一个新的里程碑。”杨华英说。
    “刚到龙山商场时，本钱很小，货少得可怜。两间门店空荡荡的，为了壮门面，货物卖完后，纸箱子也舍不得卖，放在店里充数。出去进货也是零打碎敲，什么商品都买一点，回来试探着买。”杨华英就这样坚持在干中学、学中干，认真吸取别人的经验，慢慢摸索经商的窍门和规律，不断扩大经营的规模。开始的时候，杨华英学着别人的样子，到高唐、临清等周边县市去批人家的二手货，然后再转手批发。后来她发现，单靠转手批发不仅赚不了钱，而且质量也难保证。为了打开市场局面，把生意干红火，从1993年起，杨华英开始尝试着从厂家直接进货。这年初春，杨华英东拼西借，好不容易凑了2万多元。揣上钱，独自一人上了莱州，本该天黑前到站，却一直拖到夜里两点多。“这是我平生第一次怀揣巨款外出，坐在长途汽车上，一路子紧张的要命，生怕钱被人偷去，听说到站了才松了一口气。”好不容易来到一家旅店前，已经是凌晨二点多了。杨华英去敲门，但店家就是不给开。幸好住店的人中有一位阳谷老乡，一听她是聊城口音，忙求店主开了门，让杨华英住进了旅店。住进店后，杨华英用椅子、凳子把屋门顶了个结结实实，穿着衣服一夜没敢合眼。在那位老乡的指点下，杨华英很快找到了生产巧克力的厂家，又经过两天奔波，当押着价值2万多元的货物回到聊城，看见前来接站的丈夫和家人时，一种说不出的滋味涌上心头，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。
    尽管饱尝了惊吓与周折，但这次从厂家进货并没有带给杨华英半点收入。由于自己经验不足，对市场行情估计不准，没卖出去的1.3万多元的巧克力全部变质发霉，当时曾有人劝她低价处理掉，减轻一点损失。可她想，从厂家进货，关键的就是保证质量、讲究信誉，怎能贪图一时利益砸自己的牌子呢？为让广大消费者放心，杨华英强忍着亏本的痛苦，一狠心，将所有变质的巧克力全部倒进了垃圾坑。
    诚信为立身之本。在过来的几年里，杨华英正是凭着“不坑不骗、信誉至上”的经营思路，凭着一股子“犟劲”，赢得了许多商家和消费者的信赖和赞誉。1997年她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；2001年春节前后，杨华英的大门店连年被评为市、区“消费者信得过单位”、“无假冒伪劣商店”、“重合同守信用单位”；2003年担任东昌府区副食商会会长；2005年担任副食行业党支部书记……杨华英在取得事业成功的同时，也在不断享受给别人帮助带来的快乐：在资助寒门学子的过程中，在帮助下岗工人的过程中，在为灾区捐款捐物的过程中，她的人生价值在不断的体现。
本报记者 洪 祥 本报通讯员 孟庆剑